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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代右翼势力常将“上天注定的使命”与帝国史观融入自身话语体系中，以神授正当性支持政治主张。在基督教民族主义、右翼智库与媒体的论述里，常强调美国作为“上帝拣选的民族”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珀金斯就公开称“美国正渴望拥抱新发现的‘昭昭天命’”；福克斯电视台旗下真理使团（Focus on the Family）教材也宣称美国是“拥有无与伦比的机会来创造理想政府体系”的民族。这些表述隐含着美国建国者乃受神旨引领，为全人类福祉而奋斗的基督教特殊使命论。正如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主流认同中深蕴千禧主义信念，即美国乃“上帝国度”的一部分，有道义义务将其普世化，这种理念即所谓的“美国式昭昭天命”，并被自由派和保守派共同认同。历史上清教徒政治思想早已为此搭桥：17世纪卫理宗者视美国为神圣之地、受拣选民族，其理念后来以“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或“美国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形式流传。因此，当代右翼话语中出现的“上帝旨意”“天命昭昭”等说法，实际上是承接了建国以来将扩张主义视为神圣使命的传统。
基督教民族主义领导人和思想库：除FRC和真理使团外，许多基民领袖及保守智库经常使用宗教语言与“命定使命”论述。例如，有分析指出，美国保守派文化、思想圈常常融合与民族自我认同，将美国定位于“人类救赎”剧情的前沿。一位学者指出，美国宗教内部普遍认为美国为上帝拣选之民，应走向全球施展“神圣使命”。这种话语在右翼媒体中亦不罕见，如右翼新闻网站和节目常暗示美国承担救世责任。一些自媒体和民间传教士更把特朗普执政视为上帝派遣给美国拯救国家的“拯救计划”，以此动员信徒支持右翼政策。
帝国史观与美国例外论：“第五帝国”、“新罗马”等帝国转移论调不在主流媒体显见，但在一些右翼文化叙事中有所呼应。历史上存在“罗马→英联邦→美利坚”帝国链的说法，用以强调美国继承了前帝国的精神使命。尽管现代阴谋论圈（如QAnon、极右翼网络）很少直接提“帝国转移论”（translatio imperii)，但他们往往将美国置于圣经预言的终局位，例如认为特朗普是肩负“末世大觉醒”使命的弥赛亚人物。学者观察到，QAnon信徒深受白人福音派影响，他们将政治斗争视为神圣战争的一部分，将美国政治与末世审判紧密联系。这种世界观并不明确谈论“第五帝国”，却通过“大觉醒”、“上帝计划”等概念，神话化地塑造出美国作为救世巨擘的形象。简言之，极右阴谋论常将美国历史解读为神圣历程，既定的国家命运论调依然贯穿其中。
在更边缘的极右翼与阴谋论圈层中，美国常被神话化成末世预言中的最终主角。QAnon信徒与白人至上组织往往将美国政治议题与圣经启示录联系起来，把特朗普等人物塑造为应许之民的领导者。据研究，特朗普时代的白人福音派极端分子并不把QAnon视为怪圈，而是将其视为补充自身“终末论”的流行文化产物。QAnon的“伟大觉醒”概念即是借用了启示录救赎题材，潜台词是邪恶深层势力将被终极审判，而美国与基督徒将引领人类重获救恩。虽不明言“美国即第五帝国”，但信仰体系暗含美国担当统治末世新秩序的宿命角色。宗教语境下，他们强调“共和国”背后有神圣计划，一些知名阴谋论者甚至称美国的创始者依据“末日预言”建立国家。总体而言，极右翼的世界观通过圣经式隐喻和阴谋论符号，把美国的兴衰史演绎为善恶之战的一环，将民族主义与末世主义融合来增强凝聚力。
2026年1月初，美国出动F-35战机和特种部队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切断通讯网络并控制首都加拉加斯。白宫宣称，此前马杜罗政权被指控为“贩毒-”网络提供保护，并已对美国造成“数千人死亡”的毒品走私危害。行动发生前几个月，美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等地频繁击沉可疑毒运船只、并打击所谓“太阳贩毒集团”组织，此类“打击贩毒”的行动即使美国政府认为合理，但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很可能违反了国际法。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公开表示将“运营”委内瑞拉、直至安全且适当的政权过渡完成，声称石油收入将补偿美国开支。该行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担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此举若获准将开“危险先例”；德国总理默兹称需“谨慎评估”其国际法适用性；西班牙和墨西哥等国外交官痛斥美国违反《联合国》、侵犯主权。巴西总统卢拉谴责轰炸和抓捕“严重冒犯主权”；中国外交部称深感震惊并强烈谴责。同时，也有少数美国盟友态度暧昧：以色列称赞行动是“保护美洲免受威胁”，而阿根廷极右翼总统米莱甚至称这是“向自由世界宣告胜利”的好消息。拉美多国政府（如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公开反对，将其视为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
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未经联合国授权、且缺乏委内瑞拉同意的跨境军事逮捕不具法律效力。法学教授丹宁鲍姆指出，即便马杜罗因毒品指控在美国遭通缉，也不能成为美国跨境使用武力的合法理由，否则将动摇国家元首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教授斯特里奥强调，毒品走私不构成《联合国》下的武装攻击行为，不能以自卫名义进行跨国军事行动。根据国际法，一国政府无权仅凭自身法律指控就对他国领导人采取武力行动，违者将被视为侵略。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质疑，总统未征得国会批准就贸然发动“推翻外国政权”的行动恐逾越宪法授权。参议员金恩等批评者将此事比作回到美洲“沙文主义”老路。另一方面，支持者援引《驻外官员保护法》等主张总统有权保护美军和侨民安全，但这一论点遭到广泛质疑。
美国官方为行动辩解强调“反贩毒”与保护国家安全，但分析认为更深层动机涉及地缘政治和资源控制。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次行动“主要是关于石油”——特朗普曾宣布将利用委国石油收入“偿还美国所付出的一切”，并称美国将在委内瑞拉“设立”能源基础设施。此外，此举符合特朗普长期倡导的“再主张门罗主义”、维护美国在西半球利益的思路。一些评论者认为，除去反对左翼的意识形态因素外，特朗普更可能因对马杜罗的个人怨恨、以及重振19世纪“门罗主义”式美国势力范围的愿望而发动此次行动。也有观点认为，此时出击可转移国内视线或巩固选民支持，在政治上为“再次让美国伟大”制造声势。
在这次行动引发的讨论中，有声音将美国总统权力的行使比喻为“皇帝”式或“君主”式的做法。历史上，美国政治思想中曾出现对“帝国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的批评，指责总统在未经充分立法授权下过度扩权。学者指出，从林肯到罗斯福时期，人们就曾探讨总统权力是否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国王”。例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有人高呼总统应“抓住牛角”，不顾传统民主程序。近代美国政治还出现一些小众的“美国君主主义”思潮：极右翼思想家柯蒂斯·亚尔文（笔名“Mencius Moldbug”）等人主张让国家由类君主人物或“CEO”统治，通过单一领袖以“政府公司”形式高效决策。他的观点影响了硅谷一批技术精英（如马斯克、蒂尔等），他们被视为新兴贵族，支持建立类似“科技皇朝”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些思想在美国主流政治中仍属边缘，但反映出美国内部对总统权力扩张的担忧。评论认为，特朗普此类出击正再次凸显“帝国总统”倾向——在未经多边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武力干预，令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君主或独裁者而非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外交官方面，前国务卿蓬佩奥多次将美国外交置于“上帝计划”语境中。例如，他在耶路撒冷公开表示“上帝差遣特朗普来拯救犹太人”，把美国对以色列的强硬支持说成神圣使命。此类言论把美以关系神圣化，暗示美国行动服从上帝意旨。蓬佩奥还经常把人权外交裹挟于基督教价值论中（如所谓“不可剥夺权利”报告），主张美国应当通过在全球推广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人权”来扩大影响。这些外宣语调体现了美国在他心目中是一个理应引领世界道德秩序的国度，是历史进程中“正义帝国”的代表。
美国右翼意识形态继承了19世纪“昭昭天命”与帝国转移的历史隐喻，把美国视为神圣使命的承担者。从国内基督教民族主义到极右翼阴谋论网络，从媒体宣传到政客演讲，这一思潮都在重复强调美国的例外论和扩张宿命。批评者指出，这种话语经常被用来正当化侵略政策和排他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支持者则认为这是重塑国家自信和动员选民的有效神话。无论立场如何，这种将国家利益与“天命”、“帝国使命”挂钩的叙事，正深刻塑造着当下美国右翼政治的理念与行动。
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提出“门罗主义罗斯福附录”，主张美国对拉美国家“有干涉不稳定局势”的权利，借此应对欧洲债权危机。这一附录为美国在多米尼加、海地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军事干预提供了借口。例如美国支持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取得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在多米尼加与海地部署兵力以内乱；以及80年代里根政府扶持尼加拉瓜武装以对抗左翼政权。同时，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冷战时期更利用门罗主义对抗扩张（如古巴导弹危机、支持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右翼政权）。
门罗主义理念在冷战后仍被多次唤起。近年来，美国官员公开提及要“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并将阻止中国、俄罗斯等势力在拉美扩张视为战略要务。此次“抓捕马杜罗”行动，特朗普政府明言是其新版门罗主义的体现——特朗普称将“永久维护美洲霸权”。评论指出，这种以门罗主义挂帅的政策往往变为美国自身利益的工具：历史上，美国以此“警卫”身份介入拉美内政，往往令当地民主倒退、社会混乱。正如德州大学教授所言，特朗普引用门罗主义正是“沿袭既有模式”——为自己的一系列对外干预制造法律与意识形态依据。
历史上，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球霸权从英国帝国逐渐移交给美国，“英美帝国角色对换”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美国以“美利坚霸权”名义承担起全球“警察”角色，建立以自己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安全联盟（北约等），在二战后实质上形成了美帝国格局。哈特与奈格里等学者则提出了更宏观的“帝国”概念，认为全球化时代形成了一种超越国界的新型帝国秩序，美国虽居核心地位，但多国跨国资本共同构成一个去地域化的大帝国（如《帝国》所述）。诺姆·乔姆斯基也长期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将之视作现代帝国主义——他指出，美国倾向于以“全球警察”的名义干涉他国事务，保护自身利益而非真正的国际正义。
在亚太地区面对中国崛起，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以维持地区主导地位。2025年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加强印太军事存在，并强化第一岛链防御。美国通过组建“四方安全对话”（印日澳美）、强化美日同盟、在南海和台海进行军演等行动，试图确保自己在全球供应链和地缘政治中的中心地位。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美国“帝国”心态的当代延续：以单方面实力为后盾推动“交易主义”外交，将地区安全秩序重新纳入华盛顿的控制之下。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深层次意识形态与历史战略脉络在当代的集中爆发。这一事件清晰地表明，一种融合了“昭昭天命”宗教使命感、帝国史观以及“门罗主义”霸权逻辑的意识形态，正驱动着美国以超越传统国际规范的方式行使权力。从意识形态上，它援引“神授使命”为单边行动披上道德外衣；从战略上，它复活并强化了将西半球视为自家后院的帝国式主张；从权力结构上，它凸显了“帝国总统”倾向下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
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是对主权平等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挑战，更预示着未来全球秩序可能面临的动荡。当一个大国将自身利益神圣化，并赋予其无限扩张的合法性时，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面临被“丛林法则”取代的风险。文档所揭示的，正是美国在21世纪试图沿着一条“弥赛亚之路”重塑其霸权，这条道路既根植于其历史基因，也因其在新时代的激进表达而充满不确定性。国际社会如何回应这一挑战，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