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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超”异军突起，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重新点燃了江苏球迷的热情。首个赛季，“苏超”迅速展现出超乎预期的号召力。2025年7月5日，南京奥体中心涌入了6万余名观众观看南京队与苏州队的比赛，刷新中国业余足球赛事现场观众人数纪录。至8月半决赛阶段，该纪录再度被刷新至60633人。“苏超”开赛仅三轮，全省场均上座已突破1万人，其中徐州、盐城等地一度单场观众超过2万，热度直逼职业联赛。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足球职业次级联赛——中甲的场均观众也不过数千人。
“苏超”的火爆不仅体现在情感层面，更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经济与社会效益。一张小小的球票撬动了餐饮、住宿、旅游、文创等多个领域的消费，“体育+文旅”的乘数效应在江苏得到了充分验证。赛事期间，江苏各地出现了显著的文旅消费热潮。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截至第十五轮比赛，全省比赛日A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97.26万人，同比增长17.71%；外地游客占比提升23.53%；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增长26.48%。南京市半决赛期间重点商圈客流量环比增长8.1%，南通市单日游客接待量突破50万人，旅游收入同比增长达25.3%。
比赛尚未打几轮，各路网友与官方媒体就联手将这项地域赛事包装出浓浓的互联网“玩梗”氛围。看台上高悬的标语不再是传统体育宣言，而是一句夸张又诙谐的“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原本体育精神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箴言被颠覆性地改写为“胜负当先，情谊靠后”，形象道出江苏各城市球队势同水火又彼此调侃的关系。这一出人意料的反差幽默迅速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社交货币。球迷们争相引用这句口号，在微博和朋友圈中表明自己“站队”哪座城市，引发海量讨论。据报道，“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相关话题在抖音平台播放量已超42亿次，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人看了三遍。
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梗的传播为赛事赢得了宝贵的关注红利。各城市网友围绕本地典故和特产妙笔生花，让地域文化刻板印象化作一个个接地气的梗。“苏超”几乎每场比赛都有新梗诞生，网友戏称这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文化“团建现场”——南京与南通之争被称为“南哥大战”，徐州对宿迁被渲染为刘邦PK项羽的千年宿命对决；盐水鸭VS水蜜桃大战中，南京与无锡官方海报互放狠话：“输了的就在特产里加对方的料”；镇江球迷为“报复”淮安美食争霸，夸张喊出要对淮安名产香醋“加征100%关税”；宿迁与淮安则以各自名酒“洋河VS今世缘”争高下……看似无厘头的玩笑，实则折射出江苏十三市丰富的历史渊源与人文密码。“以前总说江苏是‘散装’，看了苏超才发现，我们的‘散’是各有特色的活力，聚起来就是谁也比不了的‘苏大强’。” 一位球迷在社交媒体上如是写道。文化梗的病毒式传播，使“苏超”超越了足球范畴，成为展示江苏地域文化的新舞台。
更难能可贵的是，官方对待流行文化采取了异常开放的姿态。“苏超”主办方与各城市官方新媒体并未像以往那样对民间调侃疏离观望，而是选择“放下身段”，积极参与网络玩梗。例如，南京市委宣传部运营的公众号“南京发布”亲自下场，与网友斗梗互动；无锡、常州等地政府官微纷纷化身赛事“自来水”，为主队呐喊助威。这种官民同频共振的营销极大提升了赛事的声量。一位观察者指出，政府在传播中扮演了“助推器”角色：一方面搭建起赛事与文旅消费的链接，指导各地主动推出“看球+旅游+美食”的套餐活动；另一方面也给民间创作留足空间，让社交网络的自传播力得到最大释放。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的联动让“苏超”实现了几何级数的口碑传播。“苏超”在横向上通过短视频、微博、微信等平台迅速触达海量普通网民；在纵向上又借助算法推荐，将内容精准推送至体育、文旅、搞笑等细分兴趣圈层，相关内容以燎原之势占领了各大平台——短视频、微博热搜、朋友圈、论坛全方位开花，大量“二次创作”的自媒体产品涌现。结果是，无论你是否平时关注足球，都很难错过有关“苏超”的爆款内容：有人制作13城方言版解说合集，有人剪辑各队进球集锦配上戏谑配音，也有人专门盘点梗文化、普及各地美食历史。
一时间，“苏超”内容百花齐放，形成了自传播、自造血的良性循环。截至6月下旬，“#苏超联赛#”在抖音平台线亿次，微博话题阅读量数亿，微信指数也显示，“苏超”关键词自5月以来一路飙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专题调研数据，95.2%的江苏当地居民知晓“苏超”，关注人群中近80%为非传统球迷群体。在算法推荐的加持下，许多原本不关注足球的路人也刷到了有趣的比赛片段或梗帖，禁不住参与讨论，甚至亲自前往现场观赛。
可以说，“苏超”之所以品牌效应惊人，归功于它找到了体育与文化的共鸣点：让原本严肃的竞技变得诙谐，让区域文化碰撞产生火花，让各路受众都能从中找到乐趣。从营销学角度看，“苏超”提供了中小城市低成本打造城市IP的范本——无需巨额投入，只要激发群众创意与情感，就能实现破圈传播。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者万喆评论道，“短期看‘苏超’带动消费激增，长期看则为中小城市提供了高共鸣的品牌推广样板，实现经济激活和城市IP重塑的双重目标。”诚然，一个草根足球联赛，硬是被运作成融合体育、文化与城市的超级符号，这正体现了江苏在品牌运营上的巧思。
这种循环正是“玩梗”经济学的精髓所在，用梗吸引眼球，用体验留住人心，最终用消费兑现价值。具体而言，有趣的梗内容在网上引发巨大流量，推动更多观众走出家门参与线下活动，并在情绪动员中释放消费力。人们对城市符号商品热烈追捧：当家乡球队赢球时，球迷们往往以“买买买”来庆祝和支持。美团数据显示，6月初南京队与南通队双双告捷的比赛日，当晚外卖平台上南京特色盐水鸭套餐订单猛增58%，搜索南通传统早餐的次数飙升367%。一场胜利不仅点燃了球迷的激情，也直接转化为对城市美食和特产的消费热情。同样，各地围绕赛事推出的纪念围巾、球队球衣等衍生品销量告罄，相关概念商品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而线下火爆的场景又通过短视频、直播与社交分享反馈回网络，进一步扩大“苏超”声势。据统计，第五轮比赛5场线万人，线上通过电视与新媒体直播观看的人次累计高达8373万。
这种模式的独特性，部分源于江苏内部长期形成的治理差异机制。苏南城市（如南京、苏州、无锡）行政协调能力强、品牌意识浓厚，在赛事策划中主动拥抱流量文化；而苏北城市（如盐城、宿迁）则更依赖官方引导，但也因此在文化表达上更具草根性与反差感。“苏超”恰恰提供了一个平台，使这两类城市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并彼此映射，从而构成了既多元又协同的传播合力。这是一种在“行政区块内部差异”中寻找秩序的能力，绝非一纸制度即可复制。
与此前爆红的“村BA”“村超”相比，“苏超”在治理结构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去中心化程度更高、参与单元更复杂。前者往往依托一个行政村或县域，由地方党委政府统一包装、统一宣传、统一招商，执行力强但文化活力容易被格式化；而“苏超”则分散于13个地级市，各自招商、各自运营、各自玩梗，政府扮演的是联赛协调者与“文化放权者”角色。这种“松绑式协作”依赖于江苏长期形成的政务分工默契与地方品牌竞争传统，在很多地方未必具备天然条件。
“苏超”经验表明，既不能放手不管、让民间自生自灭，也不能一手包办、扼杀民间活力。它成功的背后，是江苏多年练就的城市运营能力和适度干预的艺术。从举办青奥会、全运会，到运营“双金”马拉松、万人演唱会，江苏政府与市场早已培养出默契的合作机制。反观一些地方急匆匆仿效办赛，却因缺乏群众基础或一哄而上走过场，效果差强人意。所以，“苏超”给予各地的启示是：政府应在市场活动中找准自身定位，既当好服务者和引导者，又甘当幕后推手而不喧宾夺主。唯有官民同心、协同发力，才能打造出类似的全民IP。“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或许为中国探索基层治理、振兴体育消费提供了宝贵样本。
对于职业足球产业而言，“苏超”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草根联赛的火爆证明了大众对足球的热情依然旺盛，只要形式对路，足球完全可以再次赢得市场。这给深陷低谷的中国职业足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人们开始设想：如果每个省都有类似的“省超”，那么全国范围的足球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将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基层联赛将成为广袤的人才蓄水池，职业俱乐部可以从中发掘本土明日之星，反哺职业赛场。目前，一些职业俱乐部已在密切关注“苏超”优秀球员的表现，不排除将其招入梯队培养的可能。从这个角度看，“苏超”可能开辟一条草根通往职业的新路径，有助于改善中国足球青黄不接的困境。
另一方面，“苏超”也对现有职业联赛提出了严峻挑战。首先是注意力与赞助资源的竞争：当观众与媒体的眼球被草根赛事吸引过去，职业联赛势必面临关注度下降、商业赞助缩水的风险。今年中超和中甲联赛的上座率与话题度，就被“苏超”明显比下去了。“苏超”第二轮场均近万人，第三轮达1.5万人，已逼近2024赛季中超场均1.94万和中甲场均0.95万的数据。更令赞助商警觉的是，在“苏超”上投入300万元就能成为顶级合作伙伴，而在中超可能连一块广告牌都买不起，却未必有同等回报。难怪一些国内外大品牌都把营销预算投向“苏超”。这提醒职业联赛，如果不提升竞技质量和观赛体验，未来赞助商和观众可能会用脚投票，选择这些更有趣味、更接地气的赛事。
其次是赛事运营理念的冲突。职业联赛长期以商业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球员转会费和薪资虚高，“金元足球”滋生诸多负面问题。而“苏超”强调荣誉驱动和快乐足球，这种纯粹性恰恰戳中了球迷的痛点。当职业球队陷于功利算计、假球争议时，草根球队因为没有功利羁绊，反而释放出更动人的竞技精神。这倒逼职业俱乐部反思：是时候回归体育初心，以球迷为中心，而非只盯着金钱和名次。可以预见，“苏超”带来的鲶鱼效应将促使中国足球产业进行内部改革，从联赛治理、俱乐部运营到文化建设，都更加注重与球迷和社区的联结。
最后，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苏超”所体现的草根体育崛起，与国家振兴体育产业、促进全民健身的大政方针不谋而合。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赛事活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多层次赛事，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各地积极响应，除了足球，还有“村BA”（乡村篮球联赛）、城市马拉松等纷纷涌现，呈现出与职业赛事百花齐放的新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做好规则制定和服务监管，避免一哄而上带来的泡沫和安全隐患。同时，也应思考如何将这些草根赛事的能量与正规体育体系对接。例如，可以考虑建立省市业余联赛与职业联赛的升降级衔接机制，或举办全国性的业余联赛冠军赛（事实上，贵州“村超”已在2023年举办全国村超总决赛，未来不排除“苏超”冠军与其他省冠军交流切磋的可能）。这些举措都有助于打通中国足球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形成金字塔型的人才与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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