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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分类中，我们有不可移动的古建筑群，也有近200万件（套）可移动文物，其中90%以上属于珍贵文物，占全国珍贵文物的43%以上。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在文物保护实践中，我们始终坚持“最小干预”和“预防性保护”原则。就像中医提倡“治未病”，文物保护同样强调提前干预潜在风险。近年来，我们运用精细化数字采集技术，对古建彩画、建筑本体进行动态记录与比对，实现实时监测，大幅提升保护精准度。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让古老的文物获得了更科学的呵护。文物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代故宫人都有责任将这份文化遗产完整地交给下一代。

　　深入阐释文物的多元价值，才能更好传递其蕴含的古代思想智慧。孔子曰：“器以藏礼”。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制度、习俗与精神追求。在故宫，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权的象征青铜礼器、皇帝御玺，记录文化的典籍《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反映科技成就的仪器、工具，还有展现艺术造诣的书画、工艺品。这些文物从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记忆。我们在研究中特别重视历史图像学，通过文物与文献、档案的互证，立体阐释宫廷礼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养心殿三希堂不仅是乾隆帝收藏稀世法帖的书房，其命名更寄托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儒家人生追求。文物背后这些深层的价值观念，正是我们今天需要传承与弘扬的精髓。

　　站在故宫博物院新百年的起点上，我们深切感受到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宛如一根丝线，将一代代中国人相连，这根线不能在我们手中断裂。对年轻一代的文化传承者，我寄予厚望。文物保护是一项需要耐心与热情的事业，既要学习传统技艺，也要掌握现代科技；既要深耕本土文化，也要具备国际视野。唯有如此，才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才能真正让故宫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

　　去年参加全国两会，我带了一件特殊的作品——由河南洛阳山区孩子们的画作烧制而成的三彩釉画。稚嫩的笔触勾勒出翠绿的山峦、金黄的麦田，又在流光溢彩的釉色中被定格。在我看来，三彩是流淌的文明，洛阳是三彩的根。当釉色在窑火中自然流动、交融共生，恰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包容并蓄的特质——三彩不止三种颜色，而是多姿多彩；三彩不仅盛名于汉唐，也历经宋、明、清各代的传承演变；三彩更非只能深埋地下，也可以走入日常，成为生活美学的载体。

　　时下，人工智能正加速改变生活，但三彩是手工艺，机器替代不了手的温度。技艺的传承，关键在人才。2015年起，我们在洛宁县创建三彩陶艺村，发起“当日艺术展”——艺术家们当日驻村创作、当日举行展览、当日进行义拍、当日全款捐赠。如今，在这个山区县，已有86所中小学建成了美育教室，惠及全县7万多名中小学生。今年我建议把乡村中小学美育数字化建设纳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继续呼吁艺术家到农村学校设立工作室，通过“云课堂”让优质资源触达更偏远的地方。

　　基层是文物保护的“最后一公里”，长期面临专业力量薄弱、大量低级别文物保护困难的问题。激活这一神经末梢，需从“人”与“物”双向发力。一方面，可以设立多层次的田野考古奖励机制，让扎根田野的奉献者被看见，让冷板凳“热起来”，逐渐形成符合新时代文博行业发展的人才引进、评价与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可以构建分级文物库房体系，推行区域中心库房等模式，制定与文物等级相匹配的建设标准，让每一件文物都有与其价值相称的“安身之所”，不断探索完善低级别文物的系统性保护体系。

　　湖北荆州是楚文化发祥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今年春节，古城荆州“年味”十足，游人如织。我注意到，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带有浓郁的楚文化色彩，比如凤凰是楚文化的图腾，古城墙边就上演了“楚凤献瑞”的开城仪式；简牍、编钟、漆器是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而“楚乐八百年”演出中就加入了许多这样的文物元素。充满创意的文旅活动，让文物变得可亲可近，真正“活”了起来。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看到传统文化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我内心十分高兴。

　　工作虽然繁忙，但文保中心一直是“安静”的。过去，我们总觉得文物修复是一项“冷门”工作，但近年来，我们文保中心也变得“热闹”起来，不仅外地同行经常来实地考察，还有许多普通群众打电话咨询可否到中心来参观文物修复过程。文物修复为何越来越受人关注和喜爱？这与近年来兴起的文博热、文旅热密不可分，通过参观博物馆、文化遗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学会了欣赏那些古老的文物精品，体验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对文物修复工作产生了好奇心和亲近感。这种好奇心、亲近感是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的基石，也是我们加强文化保护的重要动力。而各类文旅活动，正在开启一场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强大的文化基因，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