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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1979年1月31日，法国巴黎附近的诺夫勒勒沙托，伊朗前总统哈桑·鲁哈尼（背景右二，戴头巾和眼镜）与流亡反对派领导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中，白胡子）及其同伴一同走出别墅，准备登上飞往德黑兰的法航“珍宝客机”。尽管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当时已逃离该国，但霍梅尼从法国小镇诺夫勒勒沙托流亡归来时乘坐的波音747飞机降落被视为革命的真正开端。近五十年后，诺夫勒勒沙托仍记得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夫林省村庄的到访：他在那里居住了四个月，随后于1979年返回德黑兰推翻国王。

　　昝涛：当然，我们用的这些概念，很多也是西方学术界研究伊朗革命时总结出来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用社会科学的语言说得很简单，但具体到伊朗，当时巴列维王权虽然有很好的经济数据，但它的发展并没有真正解决广大中下层的经济困境，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不同的抵抗声音，王权用军队、秘密警察等高压手段去平息不满。所以从伊朗社会的角度看，具体上并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确切说是存在一种民众与独裁/专制王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政权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再说“世俗主义与政治”。巴列维王权走的是世俗化、西方化路线；革命之后，原来世俗化、西方化的路线基本被逆转，至少在短期内出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宗教化。最重要的其实是政治体制的改变，但最常见的就是刻板印象里那些：强制戴头巾、宗教警察介入日常生活等。革命之后也有大量不满的人离开伊朗，据说有上百万。但留在伊朗的人里，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一方面保留着对过去世俗生活的记忆，另一方面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不可能真正被封闭，他们了解外部世界，也渴望更宽松的西式世俗生活。围绕这种社会经济问题和对世俗生活方式的渴望，伊朗内部的社会动荡多次发生：既有内部中产与年轻人的真实诉求，也有外部力量试图利用这些东西的因素。比如之前2022年围绕一个女孩因头巾问题被警察逮捕后不久死亡引发的动荡，也可以看作世俗主义与主义/宗教化治理之间的一种对抗，但这种对抗往往是多因素存在于其中，一般不是单纯的宗教和世俗问题。更准确说，它像围绕两种价值观的撕裂，一直贯穿在伊朗历史当中。

　　第二，核问题也是在类似处境下出现的，从现实政治角度，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核武器，会形成巨大的威慑。以色列未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但被广泛认为拥有约80-90枚核弹头，所以，以色列以不同形式保留着这种威慑。伊朗的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但1979年革命后，美伊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中断了所有核合作，并将伊朗的核活动视为潜在威胁。革命后的伊朗，一度中断了核计划，但后来在两伊战争等巨大生存困境和美西方制裁带来的危机压力下，重启了核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伊核问题。

　　很多人对的恐惧，往往是被沙特、伊朗这种宗教化程度比较深的国家的负面形象所影响，然后就把伊朗简单归结成“政教合一的教权国家”。但伊朗其实很复杂。尤其这次伊朗高层受到打击之后，很多人才开始稍微关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制。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教士阶层掌控一切的社会，它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制衡体系：最高领袖在重大问题上有最终裁决权，但伊朗仍然是共和国，它保留了一套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与此同时，它又有宗教阶层这条线，比如“法基赫监国”。这和霍梅尼革命之后什叶派宗教在政治上的追求有关。